10年来,《潜伏》塑造的余则成成为天津地下党的一个“代表人物”。在天津解放7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年之际,我们走进这些地下党人。发现真实的历史记录中,军统天津站并没有潜伏的共产党员。解放天津的过程中,有一千四百多位地下党员“潜伏”在这座城市,除了送出精准情报,更多的是在工运、农运、学运和秘密的统战工作中,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发展和积蓄革命力量。记者也在“寻找”地下党员之一的李克简的过程中,逐渐还原了70多年前天津部分地下党员真实的“潜伏”生活。

  上面是我们刚得到的一张李克简74年前在天津从事地下工作时的照片,非常罕见。在《天津党史》等多份正式出版的党史资料中,记载着李克简作为地下党员的革命事迹。他从事党的新闻事业40余年,很多人都在天津解放后跟他有过交集和来往,我们本以为会采访到很多关于他地下工作的故事,但是没想到,由于他共同做地下工作的妻子今年刚刚去世,他的战友、孩子、同事都不清楚他的这段经历——

  几乎没人知道他是地下党

  在老同事宋银章的印象中,这位用菜篮子装办公材料,和大家一起排队打饭,每天骑着一辆老式28自行车上下班的老领导,身上有很多关键词:为人热情、心直口快、开明、不拘小节等等,但提到和李克简相关的地下工作,宋银章语塞了,共事20余年,李克简对自己的那段历史绝口不提。

▲李克简骑自行车上下班▲李克简骑自行车上下班

  那么,他是否把这段的故事讲给自己的孩子们听过呢?多方努力下,我们找到了李克简的小儿子李顺。

  在河西区体院北一个居民小区,客厅的光照不是很充足,墙面暗沉,一套20多年前打制的组合柜,一张圆桌,几把椅子,填满了狭小的客厅。这是李克简最后生活的地方,今年春天,也是在这所房子里,李顺和哥哥们送走了母亲刘金。听说了我们的来意,李顺遗憾地表示,他也帮不上什么忙,因为父亲从没特意说起过那段历史。重拾模糊的记忆,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原副主任杨大辛,几乎是唯一一个能让李顺叫得上名字,并曾经窥见父亲地下工作一点线索的人之一。记者在河西区增延胡同的一栋德式老楼中,见到了94岁的杨大辛。

  先后从心梗、脑梗等几次危重病情中恢复过来的杨大辛动作、言语都稍显迟缓,但提起李克简,老人眼中仿佛闪烁着70年前意气飞扬的神采。

  在杨大辛记忆中,李克简好相处,爱自掏腰包请朋友吃饭,在两人长达数十年的交往中,最轻松的事儿莫过于找个小馆儿,享受那些让人痴狂的美味。而在杨大新的印象中,李克简的爱人刘金,在性格上恰恰与他相反,是个极其严肃的革命女性,因此,这对儿“酒肉朋友”吊儿郎当的行事做派也时常不受刘金的待见,但即便如此,李克简身上仿佛有一种魔力,吸引着杨大辛和他周围的人。

  杨大辛和李克简的第一次交往是在一个饭局上,当时这个自称“重庆商人”的李克简让他印象深刻——饭桌上,两人一见如故,李克简谈起文学滔滔不绝,特别提到鲁迅和他的《呐喊》——一直追求进步的杨大辛心里明白,这个人可不是商人这么简单。

  当时的杨大辛在原辽北路60号,北安桥下坡处,和另外五个同学合伙经营着一家知识书店,店标是一盏造型简陋的油灯,象征着书店在漫漫黑夜里闪耀着微弱的火光。店堂内的设施很简陋,只有一张大案子,上面摆放着一些新出版的图书和杂志。《解放日报》、《北方文化》、《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敢于将革命内容为主的书刊摆到明显位置,知识书店一下子就在进步青年中产生了影响。虽然书店地点比较偏僻,但这些书刊很快就销售一空。

▲橙线标识的是原辽北路所在位置▲橙线标识的是原辽北路所在位置

  由于书店明显的进步倾向,很快遭到国民党特务的监视。据杨大辛回忆,当年经常有一些国民党便衣出入书店,这让几位合伙人感觉到危险的逼近,他们害怕受牵连纷纷决定撤资。面对经营困境,杨大辛立即想到寻求“重庆商人”李克简的帮助,果然,李克简爽快地答应出资合伙经营。后来,杨大辛才知道,这笔钱不是李克简个人的,而是党的经费。于是,1946年5月起,知识书店正式成为中共地下党的外围组织。

▲1949年的知识书店▲1949年的知识书店

  就在杨大辛为书店得以继续经营而高兴时,李克简却让他销售国民党的书籍,这让杨大辛十分不解,而李克简的一番话让他恍然大悟,不得不佩服老李对敌斗争经验的丰富——李克简告诫杨大辛,为了让书店能长久的存在,不要搞得太红。接受李克简的意见,知识书店由红色变为灰色,减少了特务的注意,却为党的其他工作提供了有利条件。从那时起,这里存放过运往解放区的药品和电台器材,掩护过去往解放区的同志,发挥了不小的作用。

  那段扛过枪的岁月

  1937年,李克简第一次来到延安,在陕北公学学习。因为形势发展的需要,李克简提前毕业,赶赴战斗前方——他在黄河岸边掩护友军,伏击敌人时负过伤;在国民党的狱中听革命前辈的英雄故事、斗争经验;在太行山的战斗中和同志们结下难忘的战斗友谊……

  1941年初春,李克简和部分战友在太行山的反扫荡中与队伍失去了联系,一连三天都没摆脱掉敌人的搜索。最后他和一个同志不得不在一个深沟里的半截土洞中隐藏下来。头顶的土崖上就是敌人的哨兵,他们在敌人的眼皮子底下,积雪半尺深的土洞里蹲了三天三夜,直到断定敌人哨兵已撤退的时候,他们才在月光下从沟里摸出来。三天颗米未进的他们,好容易才摸到一个遭到了敌人的洗劫村子,他们在残垣破壁中找了好久,找到两个烧得半焦的南瓜。狼吞虎咽间,突然发现横在身后横木下,一个不满两岁的孩子。他们把孩子带走了。

  反扫荡胜利后,李克简又回到村子里帮孩子寻找亲人,这才得知孩子的父母都被鬼子杀害了。于是,就将孩子托付给村里的一家无子女的烈属抚养。当他离开太行山的时候,孩子已经欢蹦乱跳地长大起来。

  而在战争岁月中,李克简无奈托付的不只是别人家的孩子。

  时间又来到1942年秋天,正是敌人在太行山麓发动了一次扫荡之后,李克简的大儿子出生了。因为没有奶,同时战争环境也不允许他们拖带着婴儿,李克简和爱人商量后,把儿子托给一个叫春花嫂的赤贫户。虽然艰难,可春花嫂在她那半个破窑洞里,依然坚强地把这个孩子养活起来,靠的还是一碗南瓜糊。

  在太行山这场最激烈、最残酷的五月反“扫荡”以后,《新华日报》华北版职工近四分之一牺牲。包括李克简在内的五个年轻人组织起新的采访力量,他们放下枪,拿起笔,奔走于生死之间,采写战斗通讯。就在抗日战争接近尾声时,李克简又接到一项新的任务。同为采访小组一员的人民日报社原总编辑李庄在他晚年的一篇回忆文章中有这样一段记录:

  胜利曙光在望之际,克简突然接到通知:到天津从事秘密情报工作。他悄悄告诉我这个消息,神情十分平静,好像是接受了一个普通采访任务。我没有搞过地下革命工作,总认为地下工作不如在根据地的公开工作来劲,枪对枪,刀对刀,多痛快!在敌人的心窝里转,虽然也重要,甚至更艰苦,总不像在根据地高喊“冲,杀”来得神气,克简在根据地多年,未必不这样想,但他未提任何意见,而是坚决服从上级决定。我想这就是李克简之为李克简。

  被发展地下党员眼里的李克简

  天津是李克简的第二故乡,18岁前的大部分时光他都在这座城市度过,对这里的熟悉和善于交往的能力,让他很快将组织交予的工作开展起来。

  日本投降前后的天津,政治环境处于大变动时期,为了与国民党当局做持久斗争,李克简积极联系进步青年,组织读书会,秘密宣传党的方针政策,成为他们精神世界的良师益友。在后来,有很多通过读书会接受进步思想的年轻人,都经过组织考验,由李克简介绍加入党组织。当时,旅津广东中学(今天津市第十九中学)学生齐先(又名国浩德)就是其中一位。在他撰写的地下学运纪念文章中,与李克简交往的那些珍贵细节,也为我们还原了当时地下工作的真实故事——

  1945年春节过后,李克简以一种自然的方式出现在齐先的生命中。当时,正在读高一的齐先受进步思潮影响,怀着一颗不愿当亡国奴的爱国心,经常与要好的同学讨论国家大事。一个偶然的机会,他的好友——达生纱厂的职员刘元春将一个“去的地方多,见识广,不仅懂文学,还能讲哲学”的朋友李之栋(即李克简)介绍给齐先。初次见面的一番交谈过后,齐先便感到眼前这个人谈吐不凡、经多见广,一定会对自己有所帮助。谈文学、论政治,每次深聊,齐先都能从李克简身上得到不少启发,他也盼望着隔周一次的会面。而会面的地点,李克简大多都是选在私人或秘密的地方,由进步青年开办的李木书屋(今唐山道上)就是其中之一。等齐先知道这里是天津党组织联络工人和学生的一个秘密据点,已经是后来的事了。

  在频繁的接触中,李克简见眼前这个青年,为人可靠、接受新思想快,也有不错的理论水平和活动能力,于是坦诚公开了自己的政治身份。在李克简的讲述中,齐先听说了很多解放区的情况,了解了有关中国革命和共产党的基本知识,还通过李克简在大后方重庆的所见所闻,看清了蒋介石假抗日真反共的面目。此时的齐先,在思想上已经完全倾向共产党,激情满满地完成每一次李克简交给他的任务。而每次见面,李克简都不忘嘱咐他明确职责,那就是做秘密工作,决不能暴露自己。

  就在齐先因为可以为党工作而兴奋不已的时候,他还不知道,此时的李克简因为突然与交通员断了联系,已经与太行党组织失掉了关系。虽然长期得不到上级指示,李克简并没有停下工作的脚步,仍在广东中学、工商附中等学校组织读书会,推进了学运的蓬勃发展,直到后来太行党组织把关系转到“津委会”。不过,他的工作却不仅仅止于对杨大辛、齐先等知识分子的指导……

  棉纺厂里的常客

  “发展党员、建立党支部、拟定各厂联合斗争具体办法……”,在《河西区1924—1949党史资料汇编》中,寥寥数笔,将李克简回津后的主要工作锁定在了“工人运动”。

  虽然记者多方寻访,但是熟悉李克简那段历史的人少之又少。就连小儿子李顺隐约了解的一些零星情况,也是在上世纪70年代,家中来了一位姓左的访客。这位来访者工人模样,身材魁梧拄着拐杖,说起话来直来直去,让李顺印象深刻。一再追问下,李顺得知,这位姓左的客人,就是曾在中纺四厂多次领导工人罢工的中共早期党员左振玉。而多年之后,那段往事的亲历者中,依然健在的已经寥寥无几。

  在寻找工作陷入停滞的时候,一个名叫杨宝珠的热心听众打来电话,说她认识的一位老同事孙少华就是地下党员,天津解放前,曾在国民党中纺公司下属的多家棉纺厂工作过,期间积极参加工运活动。那么,这位孙少华是否认识李克简呢?

  经过多方联系,我们找到了92岁的孙少华老人,提起李克简,她印象深刻,这个广泛联系群众的地下党员在她看来是个有魄力又爽快的性子,在多家棉纺厂联合斗争的过程中,李克简也到过孙少华当时所在的中纺五厂。

▲原中纺五厂照片▲原中纺五厂照片

  在孙老的回忆中,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接收各大纺织厂,成立伪工会,起用的是一些地痞流氓、把头儿汉奸,他们打骂工人、克扣工资,工人的生活苦不堪言。是泼辣、爽快的李克简与广大工人紧密团结,引导工人代表为大家争取权益。

  在一篇有关中纺四场的党史文章记载:1944年冬,李克简受党中共中央北方局城市工作委员会的委派,负责在工厂开展工作,并建立党组织,1945年春,李克简派达生纱厂刘元春深入到中纺四场的前身上海纱厂开展工作,领导了大罢工,要求厂方按照每一年工龄一匹布的标准,给工人发放抚恤金,补助生活。这次行动取得了胜利,极大鼓舞了工人士气。在后来的斗争中,厂地下党支部又组织工人代表到天津社会局请愿,提出工人下班时不能搜身等多项要求。这次行动又取得胜利。1945年12月20日,上海纱厂改为中纺四厂,转年1月10日,天津市第一家工会组织——中纺四厂工会正式成立。1946年5月4日,中纺四厂和中纺五厂工会联合开展改变职工悲惨境遇的罢工斗争,这次罢工的胜利,震动了全市,打击了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在天津工人阶级革命斗争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中纺五厂红色工会旧址▲中纺五厂红色工会旧址

  咱们的“克头”

  在领导工人运动时期,李克简与工人们结下了深厚的革命情谊。这一点也体现在曾任天津市委秘书长方放的一篇回忆文章中。当时已经是天津解放初期,在市委宣传部门工作的方放接受了一项调研任务: 

  当时我分工到私营达生纱厂调查私企职工思想动向,我过去没接触过工厂,对党的私营工商业政策也不熟悉,感到不知从何入手。克简同志领导过纱厂的地下斗争,对纱厂情况了如指掌,就悉心指点,还亲自带我到达生纱厂,介绍我认识他领导过的工会主席,叮嘱他关照我,让我虚心向他请教。我按克简同志教给的方法,进厂后和工人广交朋友,白天帮助工人干些下手活,晚上就和工人朋友睡在棉花垛上,一块谈心聊天。没几天,大家熟了,讲了许多心里话。工人们一是恨资本家,盼早日把厂子收归国有;二是嫌收入少,要求增加工资福利。我非常同情工人,回到宣传部向克简同志汇报,他鼓励我下去有收获,又批评我不懂得党的政策,指出工人阶级的长远利益是实行劳资两利政策,恢复和发展生产。他要求我按这个思路整理汇报提纲,后来黄老(黄松龄,时任天津市委宣传部部长)亲自听汇报,对于我反应的工人真实思想情况和加强党的私营工商业政策宣传教育的建议表示赞许,是这次调查研究唯一一次“过关”的汇报,同志们都很羡慕,说这得益于“克头(大家对克简同志的昵称)的亲自指点”。

  被调任原天津人民广播电台后的李克简,在广电行业一干就是22年,这22年间,李克简付出了心血、奠定了天津广播电视发展的基石。担任了台长、局长之后的李克简,和下级不分彼此、无所不谈。但他依然很少向同事、亲人说起自己从事地下工作的历史。

▲李克简与夫人刘金▲李克简与夫人刘金

  儿子李顺告诉记者,父亲是个喜欢“朝前看”的人,从父母的态度中他能觉察到,不负党的信任,客服困难完成工作,在父母看来是再正常不过的事,并不值得炫耀。但是,父亲对党的忠诚信念,却始终植根于心间。1993年,父亲去世前留下的那句话,让他毕生难忘:“去世之前,他交代给我的第一条任务就是:你得入党!”

来源:天津广播